北大教授2020全年研究重点（文末有福利）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是一场全球针对病毒的战争，也是一场国家媒体战和舆论战。对中国而言，对内给网络监管治理带来挑战，对外要应对国际传播的舆论危机。
基于疫情背景下的公共舆论、内容治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成为新闻传播教授的关注重点。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如何在对外传播和宣传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5G、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技术变革对传媒领域产生了哪些影响？也是本年度教授们都十分关注的话题。
本文通过梳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新媒体研究院的老师公开发表的数十篇论文。将教授们的关注重点、理论成果、研究趋势一一总结，让你一文理解北大教授2020全年研究重点。（文末有福利！）
疫情下的内容治理与个人权益
📌 网络治理能力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部分，谢新洲老师在《以创新理念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提出，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需要根据互联网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并将秩序、协同与平衡的价值理念，落实到法律法规制定、网络治理执法、网络行为准则构建的实践上。新媒体研究院的谢新洲老师和田丽老师从网络内容治理的策略研究、治理体系建立、信息治理与信息秩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媒介专业性等角度进行分析。
从策略研究角度，谢老师的《网络内容治理发展态势与应对策略研究》分析了网络内容治理从早期政策奠基、管网转向治网、网信系统治理、治理体系完善四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为提高治理效果，网络内容治理要建立中国网络内容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技术发展、形成多方主体协作机制、对内容各环节出台治理举措，最终建设成良好的互联网内容生态。在《秩序与平衡：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制度逻辑研究》中提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战略部署，需从互联网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网络内容治理、社会协同治理、网络法治和技术治网等六个方面，在网络治理实践中坚持秩序与平衡的理念的统一。同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一文指出，要让互联网成为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
结合疫情来看，谢新洲老师在《加强信息治理与利用，有效提升疫情防控能力》提出信息畅通是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要通过推动信息治理体系与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避免疫情防控中信息失序。田丽老师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秩序建构》从央媒报道形势导向、地方媒体与社交平台创造环境、市场类媒体推动舆论监督、短视频体现全民战疫、垂直类自媒体主导科普传播、平台辟谣加速信息迭代净化、线上线下防控互联互通，这七个方面，全方位总结了在短时间内重建秩序，多维度立体化传播战疫群像，共同构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图景。
此外，田丽老师在《地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质量评估研究》中通过分析新闻发布会的功能，建构了包括信息发布指标、政策解读指标、互动沟通指标和附加指标在内的地方政府新闻发布会质量评估体系，并提出应着力提升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专业能力。并在《疫情下传统媒体网站/客户端的高光之源》中提出，手机和移动终端作为重要的媒介载体和信息入口，疫情带动的对权威性、专业性信息需求，给传统媒体网站和客户端带来了发展机遇。
📌 在加强网络治理和网络监管的过程中，胡泳老师更为关注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息，保护个人信息也成为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胡泳老师在《危机时刻的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中提出，空间性的隐私、信息性的隐私、决策性的隐私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个人需要保有对自身信息的控制。并在《达成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平衡的三原则》提出了将公共利益视为隐私的例外、处理隐私时必须为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个人利益确立适当保障、坚持公平的信息应用的三项原则。并在《大规模流行病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强调，“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核心内涵。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疫情防控过程中，信息登记、活动监测合理也必须，但须防止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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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的对外传播与文化宣传
📌 爆发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不仅给我国医疗卫生安全带来挑战，使我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也危机重重。面对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误解偏见与美国舆论战的恶意引导，中国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打好这场宣传战。对此，程曼丽老师分别从中国对外传播以及美国舆论引导的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陈凯和、陈汝东、师曾志、陆地等几位老师也阐述了相关观点。
程曼丽老师在《论国际传播的底气与自信》提出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基于某种价值观的话语较量和话语权争夺。而中国的底气与自信就来源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对外传播》中提出中国的对外传播及涉外话语要尽可能摆脱局限性，提升到全球化层面。在《对外讲好中国抗疫的世界意义》中也强调在全球抗疫下的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援助、中美舆论之战中，最大限度地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偏见与敌意。
对外传播与文化自信密不可分。程曼丽老师在《新冠疫情让世界重新审视中华文化》提出，中国在疫情中所体现的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意识、集体精神与民族精神等优秀文化，也具有国际传播的思想价值和道德感召力。陈开和老师也在《创新重大主题宣传，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故事》两篇文章中，强调了在国际传播方面，要在关注国际舆论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理解文化差异，完整、准确地讲好中国故事，纠正国际偏见。
与此同时，程曼丽老师也在《美国大选与新闻自由》《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理念与实践的历史沿革》《美国舆论战中的议题设置》《特朗普与阴谋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美国“舆论集化”现象分析》中批判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媒体融政治、商业于一体的传播策略，并将舆论战作为国家战略，以议程设置作为政治修辞强化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同时阴谋论正在作为特朗普的选举战术，所营造的舆论的集中化、集权化、垄断化给中国国际传播带来的挑战。而在《战“疫”中的国家形象传播》也指出，中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缺乏对舆论战的任职判断、缺乏整体性国际舆论应对预案、缺乏战略体系和联动机制的薄弱环节。同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论混沌期”及其特点》中提出了舆论混沌期的概念。
陈汝东老师在《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隐喻》提出了在国家传播中，国家隐喻的属性和特征，对反映国家意志和国家形象、促进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引领国际话语和全球话语的作用。师曾志老师在《“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对外传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要素纳入全生命周期的实现过程，形成“重新部落化”。陆地老师在《疫情下各国的“表情”与周边共同体建设》提出了对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国在国际传播能力方面给出了建议。
📌 除了对外传播中要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内宣传方面也体现着新时代、新媒体、新技术下的新样态。
田丽老师在《新媒体时代的重大主题宣传探析》中，研究了70周年重大主题宣传活动中媒体、互联网平台以及网民等各类主体的活动，研究了以文字、图片、视频、流行音乐、小游戏等各类宣传产品为主的新媒体特征，以及制度、技术、市场等机制在宣传活动中的作用。张慧瑜老师在《触摸二十世纪的基层传播文化经验线索》提出，在今天通信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乃至学习强国 APP 的推广，成为了基层传播的新兴形态。
数字化变革与企业责任
📌 随着5G的普及化和人工智能产品的多样化，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延伸器官，正如胡泳老师在《重新思考数字化》中所说，数字化已经成为日常，但数字化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和公民、大众传媒和接受者之间造成权力转移的深刻进程仍在持续，数字社会的基本问题仍待解决。胡泳、陆地、王维佳和谢新洲老师对5G时代的文化传媒产业和新闻内容生产变革都发表了论述。
具体到传媒产业方面，胡泳老师在《5G：互联网的又一个转折点 ——兼论移动通信技术迭代对文化传媒产业的影响》中提出，在移动通信技术迭代与内容生产媒介的变迁过程中，内容生产模式经历了从PGC到UCC，再到PGC的回归。需把握5G和移动物联网时代对文化传媒产业和社会生活的系统性变革。并在《网络时代，新闻业提供哪类产品和服务》中提出媒介产品的搜寻品、体验品与信用品的属性，其中强调媒介产品作为信用品来提供时，需要专业性的新闻文化与品牌声誉机制相互增强。
陆地老师在《5G视域下主流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的进路》中提出，新闻媒体内容的全流程生产将向智能化、自动化、数据化方向发展。新闻媒体机构将从内容驱动型向技术研发与创新驱动型变迁，而以新技术为支点开展新闻内容的策划与创新将成为 5G 时代媒体从业者的核心业务能力，并促进头部主流媒体平台化发展趋势。
王维佳老师也在《探析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中强调，在权威信息源逐渐弱势、信息传播隐蔽性逐渐增加的背景下，舆论安全和社会动员等治理问题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性。
谢新洲老师在《个性化新闻推荐发展动力及趋势研究》提出在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感知和推荐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产业化的催化下，个性化新闻推荐的价值将从内容精准对接走向产品、服务和内容的全面精准对接，比较关注“个性化—隐私悖论”问题。
📌 与此同时，面对新技术和媒体平台的影响力日趋加大，互联网企业和技术平台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尤为重要。
胡泳老师在《应该有人类——三论科技向善》强调了技术的责任伦理，田丽老师在《超越企业的社会责任论——新冠肺炎疫情中互联网企业的责任》中提出，互联网企业作为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基于“责任铁律”原则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发挥其资金、数据、技术、平台优势，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刘德寰老师的论文《草根意见领袖网络社会资本累积路径研究》，网络社区的连通使得草根意见领袖的网络社会资本呈现了协同效应，进而实现了网络社会资本的变迁，而平台起到了先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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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教育与相关研究进展
📌 新闻教育所涉及的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日益成为每一个媒介使用者的基本素养，新闻教育逐渐成为一种基本的公民教育，而与此同时今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布取消本科招生，胡泳老师等教授探讨了《清华“教改”与新闻学院的未来》，对当今高校所应承担的新闻教育功能发表了不同看法。
程曼丽老师在《谈谈新闻传播教育的“三观”》中，从新闻传播的教育观、历史观、实践观三个角度，强调了新闻教育要以正确的新闻史观统领新闻实践观，全面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投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系。
张慧瑜老师在《倾听他人：非虚构写作与新闻教育的结合》提出把非虚构写作的理念融入新闻教育中，有助于培养学生从社会、历史、文化等跨学科的视野理解非虚构写作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和社会功能，更适应自媒体时代的碎片化阅读和眼球经济学的传播效果。
田丽老师聚焦在青少年群体身上，在《从“用上网”到“用好网”—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及影响因素研究》提出了未成年的网络素质与能力的差异。
📌 除了新闻教育本身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在学科细分领域，老师们也做出了综述性的相关研究。
胡泳老师在《网络传播研究述略: 从本体研究到规范研究》中将我国40年(1978—2018)来的网络传播研究归为本体、使用、现象、实用、规范五个层面，在“传播与人的关系”的问题延伸上，全面梳理了网络传播研究近40年的研究成果。
刘德寰老师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综述》对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采集、内容生产、新闻信息产品分发、用户接受和反馈方面以及新闻传播各个具体领域的应用研究，全方位展示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
谢新洲老师在《平台化下网络舆论生态变化分析》指出平台化下信息主体的信息行为，包括信息的生产、分发和传播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舆论本体、舆论主体、舆论过程等方面影响了公共意见的形成及其后果。且商业平台影响力过大，危害公共价值。需提出规制平台权力，促进舆论生态健康良性发展。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关键问题剖析》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思维观念的转变、媒体关系的处理、技术系统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培养等关键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与实践磨合，循序渐进方能持续健康发展。在《组织化连接：用户生产内容的机理研究》总结了用户生产内容的内涵逐渐丰富，演化为不同形态并连接平台、市场等多个主体，呈现组织化连接的机理特征。
陈刚老师的《数字化变革与品牌资产概念与模型研究》将数字化与品牌资产概念相结合，提出了数字化品牌资产中，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品牌数字内容、生活者之间的互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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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在即，研读老师们的论文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本文全面梳理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北大新媒体研究院老师们的研究重点和成果。想要获取论文，请关注公众号，并回复【22级北大论文】获取论文资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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